對於制科的同考，現在還是有一些熱門人選的，首先就是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郭正域，郭正域以博學和剛正聞名，曾參與《大明會典》的編修，同時力圖振興館閣文學，郭正域一生著作頗，博涉經史，雅好文章，在國子祭酒任上，嚴厲整頓國子監，使得國子監的學風士氣得到極大的整頓。
當年李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，騎過文廟門，學錄李維極執而止之。李氏蒼頭數十人蹋邸門，弘基亦至。正域曰：“今天子尚皮弁拜先聖，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？且公侯子弟學習禮，亦國子生耳，學錄非抶都督也。”令相謝而罷。
此舉使得郭正域在朝中名聲大噪，因為李梁可是當今天子的將，爵封國公，專閫一方，但是一旦有違禮之事，郭正域一樣予以糾劾，而朱載坖聽說了之後也是一笑置之，並沒有罰郭正域，而且命令李梁的這些孫子們都滾去國子監學禮。
除此之外，就是現任翰林侍讀學士焦竑，他是隆慶二十三年的狀元，他博覽群書、嚴謹治學，尤於文史、哲學，為本朝傑出的思想家、藏書家、古音學家、文獻考據學家。在學問上，焦竑絕對是沒得說的，連申時行都向朱載坖疏推薦，稱讚焦竑的才識優長。
除此之外，還有學部左侍郎呂坤，雖然呂坤的科名並不是很高，也並非翰林員出，但是朝野上下對於呂坤的才學都是很認可的，尤其是他對於經義的研究，被為本朝第一，呂坤認為：“道非兩，理氣非兩件，象形者，所以然者道；生者氣，所以然者理。”呂坤還系統的批判了理學家把道與、理與氣分割開來和“理在氣先”等說法，在經義上是有極為突出的造詣的。
除了他們之外，由於現在心學流行，朱載坖認為也要選拔一位有心學背景的同考來，但是王門七派，要選擇哪一派是一個很重要的事，最終朱載坖在和太子、以及部院重臣們商量了之後，還是決定以王門江右學派作為重點。
之所以選擇江右學派，首先是江右學派和朱載坖本人有很深的淵源，當年支援和維護朱載坖地位的嘉靖重臣們，大多都出於王門江右學派，如歐德、聶豹、徐階、李春芳等人，都是江右學派的代表人，所以江右學派本就和朱載坖有很深的瓜葛。
同時江右學派的思想也是王門七派之中比較能夠被人所接的，泰州學派過於驚世駭俗，是朝廷所無法接的，江右學派主張學問的目的是遷善改過。所謂“學問之道無他也。去其不善，以歸於善而已矣”，“遷善改過，即致良知之條目也。果能戒慎恐懼，常常明，不為慾所障蔽，則即此是善”。又說：“慎獨之功，即從戒懼出言之。蓋未有獨致慎，而不為戒慎恐懼者”。相對比較溫和，能夠被朝廷所接。
而經過員們的舉薦，現任四川提學郭子章被推舉擔任同考，他是隆慶五年的進士，八歲就學，日誦千餘言，稍長，博覽諸子百家，並對《左傳》《尚書》《易》《詩》《禮記》等經典著作有特殊興趣。他還善於天文、歷算，又會寫文章，引起時人的重視。郭子章理政有治績，但他為人所知，主要在學方面。
二十六歲時，郭子章來到求仁書院，師從胡直，學習儒學。胡直，字正甫，號廬山，嘉靖年間進士，和郭子章一樣，是江西泰和人。曾任四川參議、湖廣督學、廣西參政、廣東按察使、福建按察使等職。胡直自二十六歲起師從王守仁嫡傳弟子，也是江右王學的代表人歐德，學習心修養。三十一歲時，胡直又拜王守仁另一嫡傳弟子羅洪先為師。是江右學派的嫡傳弟子。
除此之外，朱載坖還特旨調中南總督李贄回朝擔任同考，李贄本人是制科出，才學治績自然是不用多說的，但是之所以沒能夠像另一位制科出的徐渭一樣獲任部院堂，主要是因為他那張破，作為泰州學派的大佬，他自然是對於理學大家嘲諷，為此經常和一些理學出的員辯論，搞得自己人緣極差，在這種況下，儘管李贄的治績和考績都很好，但是部院和科道對於用他是極為謹慎的。
尤其是都察院，多次將其晉升部院的決定予以否決，但是這麼多年的場歷練之後，李贄已經收斂了很多，而且即便是申時行等人，也承認李贄的才學還是非常之不錯的，至人之治”則是“因乎人者也”，順乎自然，順乎世俗民，即“因其政不易其俗，順其不拂其能”。
同時由於有富的地方行政經驗，李贄的很多主張朱載坖都是很認同的，李贄不同意道學家宣傳的“正其義不謀其利，明其道不計其功”的說法，認為人類的任何舉都有其謀利和計功的目的。董仲舒“正其義”、“明其道”的宣傳，也是以功利為目的的。從功利的觀點出發，李贄主張富國強兵。他批評理學家“高談命，清論玄微，把天下百姓痛置之不聞，反以說及理財為濁”的行為。他指出：“不言理財者，決不能平治天下。”
還有就是重視國防，這點也是很多大明員所不願意提及的，李贄就公開強調武事重要，認為“知兵之將，民之司命，國家安危之主，蓋有所生，則必有以養此生者，食也。有此，則必有以衛此者，兵也。”
李贄也是積極鼓吹改革的人，他認為：“夫是非之爭也，如歲時行，晝夜更迭，不相一也。昨日是而今日非也，而可遽以定本行商法哉？於世推移，其道必爾。”
對於這些主張，朱載坖認為都是大明現在所極為需要的，所以朱載坖特旨任命李贄為同考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