胡秀蘭緩緩抬起頭,乾裂的翕著,終於發出了沙啞的聲音:“……我不是……我只是想問……‘舊舞臺’……你們查到了嗎?”
幹警沉默地看著,沒有回答。
胡秀蘭閉上眼睛,淚水從眼角滲出,順著臉上壑般的皺紋無聲落。彷彿在瞬間蒼老了十歲。
“音樂堂不是‘舊舞臺’,那不過是迷你們的。”的聲音低得像耳語,“‘舊舞臺’……是長安大戲院,老的,1956年翻建過,但地下室沒,那裡有一條暗道,通到後面‘翠峰園’茶社的後廚,鑰匙……鑰匙在‘杜鵑’手裡。‘杜鵑’……真名方秀芸,長安大戲院的服裝管理員,男人是……是你們文化部的一個長,姓周,和周鶴年有些關係,應該是他的遠房侄子。”
頓了頓,睜開眼,直視幹警,眼神里有一種破釜沉舟的平靜:“戲院明天晚上有問演出,出席名單……有外賓,有部長,還有……總司令。”
公安部聯合指揮部,沈莫北接到這條從審訊室傳出的報時,手指無意識地在桌沿上敲擊了三下,發出沉悶的篤篤聲。
長安大戲院,方秀芸,周鶴年的遠房侄子,問演出。
所有碎片在這一刻拼了一幅完整而驚心的圖景——中山公園音樂堂是佯攻,是餌,是消耗他們注意力和力量的磨盤。真正的“舊舞臺”,真正的致命一擊,在明晚,在另一個有更高規格演出的地方。
敵人是在下一盤大棋,每一個節點的暴,每一次行的失敗,都在一步步引導我方把注意力集中在錯誤的焦點上,從而為真正的殺招鋪平道路。
“立刻秘核查周鶴年所有親屬,尤其是1956年以後調文化系統、文藝院團的;立即調取長安大戲院近期人員進出記錄、施工維修記錄、所有地下室及附屬設施圖紙;對‘翠峰園’茶社實施外圍監控,注意,是外圍,不要驚任何可能的人;通知警衛局和演出主管部門,明晚的問演出,無論用什麼理由,必須推遲或更換場地,但理由必須合合理,不能讓敵人察覺我們已經識破!”沈莫北一連串命令幾乎不假思索,語氣冷靜得可怕。
李克明領命走,又被住。
“還有,準備一下,我要親自提審周鶴年。”沈莫北看了看窗外已經完全黑下來的天,“這一次,不撬開他的,我就不姓沈。”
晚上七點整,公安部看守所最深的審訊室。
周鶴年被兩名幹警架著拖進房間。多日的單獨關押和連番訊問,已經徹底剝去了這個老特務上最後一層從容的皮囊。
他瘦得了相,顴骨凸出,眼窩深陷,囚服像麻袋一樣掛在上。但那雙眼睛在瞥見沈莫北時,仍閃過一警覺和殘餘的鷙。
他被按坐在特製的審訊椅上,手腕和腳踝都被鐵環固定,沒有寒暄,沒有開場白。沈莫北將一疊照片和證影印件“嘩啦”一聲攤在他面前。
第一張:音樂堂地下室那個昏迷俘虜的臉部特寫。
第二張:從保險櫃夾裡取出的、畫有“穿山甲”符號的碎紙殘片。
第三張:胡秀蘭親筆寫下的口供記錄,開頭一行是“方秀芸,長安大戲院服裝管理員”。
第四張:孫天意被捕時面如死灰的正面照片。
最後,是一張泛黃的、1953年東北陸軍醫院的探視登記簿殘頁,那個潦草的“周”字被紅筆圈了三圈。
周鶴年的目依次掃過這些紙片,每看一張,他臉上殘存的從容就剝落一層。看到最後,他的呼吸明顯重起來,鼻翼翕,像一條被堵在口的老鼠。
“認得吧。”沈莫北的聲音不高,甚至有些平靜,像在陳述一個與己無關的事實,“方秀芸,1956年調長安大戲院。丈夫,周世平,文化部藝局某長,五年前在一次‘部審查’中被你用關係保了下來。從此,這對夫妻就了你埋在文化系統最深的釘子。”
他停頓了一下,目如淬過冰的刀鋒,直刺周鶴年眼底。
“我猜,你當年的算盤是這樣的:若有一天東窗事發,孫天意是第一道保險,他死了,線索斷在後勤;王大發是第二道,他死了,信託商店這個中轉站為死棋;陳滿倉是第三道,他死了,技和執行者滅口;胡秀蘭是第四道,死了,紙張和配方的源頭消失。每一道保險,都為你爭取時間,為你那個真正的、軸的‘作品’做掩護。”
周鶴年結滾,發出一聲沙啞的、類似冷笑的聲音,卻沒有說出任何完整的句子。
“但你算了一件事。”沈莫北站起,走到他面前,俯視著他,“你算了,再狠毒的人,心裡也可能會有一兩沒被鐵鏽完全封死的角落。胡秀蘭對小石頭,孫天意對他兒子的前途……這些角落,恰恰是我們最容易鑿開缺口的地方。”
他從證袋裡取出那枚從水塔敵特上搜出的、畫著扭曲地下線符號的圖紙照片,輕輕放在周鶴年面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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