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剛亮，村口那棵老槐樹上還掛著昨夜的水，沉甸甸的，像哭腫了的眼泡。
馬高扛著他那油亮亮的棗木，一瘸一拐地往村外走。他左比右短，走路時子總是一搖一晃，像一隻隨時會被風吹倒的、不對稱的陀螺。
馬趕明站在自家門前的土坡上，著父親漸漸走遠的背影，裡罵罵咧咧，說他爹非跟政府對著幹，是茅坑裡的石頭——又臭又。說完，他狠狠啐了一口唾沫，那口痰砸在塵土裡，立刻被吸收了，留下一個深的小點。
馬高聽見了，卻沒回頭。他只是把手裡那刻了七道印子的棗木攥得更了。那七道印子，是他給自己定的規矩，也是他給自己留的退路。
半大小子樹突然從柴火垛後面竄出來，攔住路，叉著腰說：“趕明哥代了，不能讓馬高出去！要是放他走了，就要扣工分！”
馬高聽了，直冷笑，那笑聲像兩塊砂紙在。他瞥了樹一眼，說：“讓他扣去。這世上，還沒人能真攔得住我馬高。”
他的腳步沒有停，甚至沒有減速。樹被那沉的氣勢懾住，竟下意識地往旁邊挪了半步，讓開了路。
村口的黃土路被早晨的水打得溼漉漉的，腳印踩上去，就是一個清晰的泥印。
馬趕明騎著那輛嶄新的“飛鴿”腳踏車追了上來，車鈴鐺叮叮噹噹地響，打破了清晨的寧靜。他跳下車，一把抓住馬高的袖子，布料已經被汗水浸得邦邦的，抓在手裡有一種令人厭惡的糙。
“站住！”馬趕明喊道，聲音裡帶著一種虛張聲勢的威嚴，“你這是要去哪？生產隊的規矩你忘了？”
馬高轉過，一臉譏諷地看著兒子。那張臉上壑縱橫，每一道皺紋裡都藏著算計和鄙夷。“規矩？”他哼了一聲，聲音沙啞得像破鑼，“這規矩當年還是我定的！我吃過的鹽，比你吃過的米還多！你個小兔崽子，也敢拿來我？”
馬趕明急了，臉漲豬肝：“你這樣出去要飯，是給咱馬家丟臉！全村人都會脊梁骨罵的！”
“丟人？”馬高一聽，像是聽到了天大的笑話，猛地掄起棗木，狠狠在兒子背上。
“啪！”
一聲脆響，在空曠的村口迴盪。
馬趕明痛得悶哼一聲，咬著牙，沒再說話，只是默默退到了路邊，看著父親一瘸一拐地消失在晨霧中。
到了縣城火車站，馬高輕車路地繞過正門，蹩到後頭貨場。
一列黑乎乎的煤車正噴著氣，蒸汽和煤灰混在一起，像一頭正在息的黑巨。他瞅準守車員打盹的工夫，腰一彎，一蹬，竟顯出幾分早已陌生的敏捷，悄無聲息地爬上一節敞開車廂，一頭扎進煤堆裡。
火車開了，煤屑撲了他滿頭滿臉。馬高也不，從懷裡掏出個冷的饃，就著裹挾煤塵的風，一口一口啃嚼起來。那饃得像石頭，他需要用口水慢慢化，再用殘缺的牙床費力地磨碎。包袱裡還有四個同樣的玉米麵饃饃，這是他算計好的三天口糧。
到武漢時，已是下半夜。站臺上的燈昏黃，像垂死的病人的眼睛。
馬高從煤堆裡鑽出來，渾漆黑，只剩眼白和偶爾咧開時的黃牙，證明他還是個人。他溜到站臺盡頭的水龍頭下，胡衝了衝，出古銅、佈滿褶皺和老年斑的皮。然後，他晃著子，融進了候車室汙濁的人氣裡。
候車室像個巨大的、緩慢蠕的胃囊。馬高在角落找個空地坐下，從包袱裡掏出那個缺口的瓷大碗，擺在面前。然後，他低下頭，肩膀輕輕聳，一陣抑的、斷斷續續的從嚨深滲出來：
“行行好吧……可憐可憐我這沒用的殘廢……老天不開眼啊……”
他的聲音忽然變得虛弱、抖，充滿無助的沙啞，與白天在村裡那個揮子、罵兒子的馬高判若兩人。他把自己一團，像個被棄的垃圾。
旅客匆匆來去，大多皺皺眉繞開。但一個穿著藍布罩衫、頭髮一不苟的老太太停下來，彎腰看看他，又看看空碗，無聲地嘆了口氣，從手帕包裡出五分幣，噹啷一聲扔進去。
天快亮時，破碗裡已有零零散散一堆分幣票，加起來八多。馬高用黑的手指仔細捻一遍，角幾不可察地彎了一下。他收好碗，挪到車站外早點攤前，拿出其中一張票，換一碗熱氣騰騰的熱乾麵。他蹲在路邊，呼呼啦啦吃得滿頭大汗，芝麻醬糊了一。
這才是活著。滾燙的，紮實的，順著食道進胃袋裡的滿足。
這樣的日子，像車站牆上剝落的舊日曆，一頁頁重複又不同。馬高輾轉在武漢三鎮，像個老練的漁夫。火車站人多眼雜但流快；碼頭工人給錢爽快但零碎；繁華的江漢路上，穿皮鞋的人多，偶爾能到大方的。他漸漸品出了門道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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