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982章
大明自洪武大帝定鼎天下，便立了皇權至上、儒教為尊的鐵律，千百年的中原教化，早已將這套理念刻進朝堂與民間的骨。
儒家重綱常倫理、君君臣臣，帝王乃天子代天牧民，掌天下生殺予奪之權，朝堂政令皆出中樞，地方治理皆依國法，天下萬事，唯皇權馬首是瞻。
而宗教於大明而言，不過是社稷的附屬，是百姓祈福避禍的寄託，縱使是本土傳承千年的道教，也守著“不涉政事、不擾俗務”的底線，道士清修於道觀，信眾祈福於廟堂，從無一人敢以教規干涉朝政，更無一人敢借宗教之名挑戰皇權。
便是老朱曾推崇的佛教，也因一度有僧人干政，被嚴令約束，終究歸於清淨，絕不容許教權有半分凌駕於國法之上。
可南洋的伊斯蘭教，卻是全然不同的景。
這教派自傳南洋，歷經數百年浸潤，早已深諸邦的理，與邦國的政權、百姓的生活纏結在一起，難分彼此。
教規不僅是教徒的行為準則，更了民間的行事規範，飲食、服飾、婚喪、作息，事事皆有教規束縛，半分不得違逆；清真寺不僅是禮拜之所，更是部族的核心，寺中阿訇的話語，比邦國吏的政令更有分量，教徒唯阿訇馬首是瞻。
更甚者，教權早已滲進政權，南洋諸邦的君王貴族，本皆是虔誠的穆斯林，邦國政令的制定，必先顧及教義規條，貴族議事的決斷，必請教中領袖首肯，教規與國法相融，教權與政權牽絆，甚者在一些小邦，阿訇便是實際的掌權者，教規直接等同於國法。
這般景，在自浸銀大明禮法、奉皇權至上為圭臬的朱雄英看來，簡直是離經叛道，是萬萬不能容忍的異端。
在他的認知裡，世間任何教派，若敢以教規束縛萬民，以教權干涉朝政，便是國之源；若敢挑戰皇權的至高無上，便是與大明的社稷綱紀為敵。
這般教門，既無敬畏皇權之心，又無恪守國法之念，反倒將教權置於一切之上，與大明所奉行的天下理念背道而馳，這哪裡是正經的宗教，分明是禍邦國的邪教！
所以朱雄英實在無法理解，也無法容忍，天下竟有這般教派，能凌駕於君權國法之上，能讓萬民舍皇權而從教權——這在大明，便是十惡不赦的大罪，便是抄家滅族的下場，更何況是在邦國之中大行其道。
而這，正是大明與南洋諸邦最核心的隔閡。
一方是皇權至上、教隨國定，絕不容許教權干政；一方是教俗相融、教權掣肘政權，信仰早已為邦國的基。朱雄英的怒斥，不過是將這道深固的矛盾，赤地擺在了檯面上，讓廳中諸人皆知，這道鴻，遠比貴族爭利的象更難越，遠比地域文化的差異更難調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