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彥伯，名洪，以字行，兗州瑕丘（今山東兗州）人，唐代著名文學家、員，活躍於武后至中宗時期，終太子賓客，其文辭典雅繁麗，與李嶠、杜審言等並稱“方外十友”，是初唐向盛唐過渡階段文壇的重要代表人。
徐彥伯出儒學世家，自聰慧好學，年時便展現出過人的文學天賦。據《舊唐書》記載，他七歲便能屬文，下筆章，當地賢士皆驚歎其才。稍長後，他潛心研習經史，尤擅詩賦與駢文，文風初唐文風影響，注重辭藻雕琢與典故運用，卻又不失氣韻流暢，為其日後躋文壇核心奠定了基礎。
武周天授元年（690年），徐彥伯過科舉考試步仕途，初授州司兵參軍，後因文筆出眾，被薦中央擔任左拾。這一時期，武后重視文治，廣納文學人才，徐彥伯憑藉紮實的文學功底，頻繁參與宮廷文事活，常奉命撰寫詔令、碑頌等，其文因“典縟華”而深得武后賞識。不久後，他升任給事中，負責侍從規諫、稽核詔令，在職期間以直言敢諫著稱，曾針對武后時期酷吏專權的弊端上書勸諫，提出“去酷吏、安朝臣”的建議，雖未完全被採納，卻展現出其剛正不阿的品格。
長安三年（703年），徐彥伯因朝堂黨爭牽連，被貶為通州司馬。即便貶謫之地，他仍勤於著述，寫下《樞機論》一文，以“言為心聲，行為範”為核心，論述言語際的重要，文中旁徵博引，邏輯嚴謹，被後世學者譽為“文質兼備的政論佳作”。這篇文章後來被《全唐文》收錄，為研究其文學思想的重要文獻。
唐中宗復位後（705年），朝政重回李氏手中，徐彥伯因才名被召回京城，歷任禮部侍郎、太子右庶子等職。此時他與李嶠、杜審言、崔融等九位文學家往甚，十人常於長安城南的別業聚會，詩作賦、切磋文藝，因皆不拘泥於世俗禮法，追求神自由，被時人稱為“方外十友”。他們的創作風格雖各有側重，但均推了初唐詩歌格律化與駢文化，為盛唐詩歌的繁榮積累了經驗。徐彥伯在此期間創作的《登長城賦》《雪賦》等作品，以瑰麗的想象和湛的筆法描繪自然景觀與歷史懷，廣為流傳，為當時文人爭相效仿的範本。
景龍三年（709年），徐彥伯升任太子賓客，為太子李顯（後為唐殤帝）的侍從，負責輔佐太子讀書、參議朝政。他恪盡職守，常以歷史典故為太子講解治國之道，強調“仁政民”“賢臣輔國”的理念，深得太子敬重。同時，他仍活躍於文壇，主持編纂《三教珠英》的補編工作，該書彙集儒、釋、道三教經典名言與文學作品，是初唐重要的類書之一，徐彥伯在編纂過程中展現出卓越的文獻整理能力。
唐玄宗開元初年（713年），徐彥伯因年老請求致仕，獲朝廷批准，不久後在家中病逝，年約六十九歲。朝廷為表彰其一生功績，追贈禮部尚書，諡號“憲”。
徐彥伯的文學就不僅現在其個人創作上，更在於他對初唐文壇風氣的引領。他的詩文既保留了六朝文學的辭藻之，又融了盛唐文學的雄渾之氣，形了“典而不僵，麗而不浮”的獨特風格。《全唐詩》收錄其詩一卷，《全唐文》收錄其文二十餘篇，這些作品為研究唐代文學發展脈絡的重要資料。
在仕途上，徐彥伯歷經武后、中宗、玄宗三朝，雖曾遭遇貶謫，卻始終堅守為之道，既以文才服務朝廷，又以直諫輔佐君主，展現出“文臣兼濟天下”的抱負。而“方外十友”的遊經歷，更讓他為初唐文人神風貌的影——在仕途與文道之間尋求平衡，以文學寄託理想，以品格影響時人。
總而言，徐彥伯以文名立，以德行輔政，其生平事蹟不僅是一段個人的仕途與文路歷程，更折出初唐向盛唐過渡時期，文人在政治變革與文學革新中的探索與追求，為唐代文化的繁榮作出了不可忽視的貢獻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