徐元慶，唐代同州下邽（今陝西渭南）人，活躍於武則天執政時期，因手刃殺父仇人、引發中國古代禮法關係的經典論戰而名留青史。他的生平雖無詳盡史料記載，但其為父復仇的壯舉與案件引發的思想撞，為後世探討、理、法平衡的重要範本，承載著儒家倫理與封建法制的深層博弈。
徐元慶出平民之家，其父徐爽曾為地方小吏，後遭時任縣尉的趙師韞無辜殺害。古代社會“父之仇弗與共戴天”的儒家禮教觀念，深深植於民間倫理，父親的慘死讓徐元慶立下復仇之志。為避人耳目，他姓埋名，輾轉投於京畿要道的驛站之中擔任僕役，耐心等待復仇良機。下邽地長安與之間的通樞紐，公文傳遞、員往來頻繁，已升任史的趙師韞作為朝廷監察員，必然會有途經此地並在驛站留宿的機會。徐元慶憑藉過人的忍與謀劃，在驛站中潛伏多年，始終未放棄復仇的決心，其蟄伏之舉既彰顯了孝道的堅定，也暗藏著對司法不公的無聲抗議。
武周天授年間，時機終至。趙師韞因公途經下邽，果然住徐元慶所在的驛站。徐元慶趁其不備，親手將其斬殺，了卻復仇心願。與尋常兇犯不同，他並未逃亡，而是主前往府自首，坦陳復仇始末，神大義凜然，毫無懼。此案一經發生，立刻引發軒然大波：一方面，徐元慶為父報仇的行為契合《禮記》中“父仇不共戴天”的禮教準則，深得民間輿論同；另一方面，他斬殺的是朝廷命，且案發於京畿重地，公然挑戰了封建國法與皇權權威，如何置為擺在武則天面前的棘手難題。
武則天起初傾向於遵循禮教傳統赦免徐元慶，以順應民心、彰顯仁政。然而，時任左拾的陳子昂卻提出反對意見，他在《復仇議狀》中力主“禮法兼顧”，主張“置之以刑，然後旌其閭墓”——先依法判徐元慶死刑以維護國法尊嚴，再對其孝行予以表彰以彰顯禮教神。這一“先誅後旌”的折中方案，既顧及了封建法制的權威，又不違背儒家倫理的核心訴求，恰好契合了武則天鞏固統治的政治需求，最終被採納實施，徐元慶伏法而死，其孝行則被朝廷公開褒揚。
百餘年後的中唐時期，徐元慶案再度被翻出，引發新一思想論戰。文學家柳宗元撰寫《駁復仇議》，尖銳批判陳子昂的主張，認為“既誅且旌”是“刑壞禮”的矛盾之舉。他提出禮法本質同源，目的都是“防止暴”，若父親確係含冤被殺，復仇則合禮合法，應予以赦免；若父親罪有應得，復仇便是抗法逆上，當依法嚴懲，絕不可賞罰並行。柳宗元的觀點直指案件核心——司法公正的前提是理清是非曲直，而非簡單的禮法折中。同期大儒韓愈則從程序正義出發，在《復仇狀》中主張此類重大案件應上報尚書省集商議後由皇帝定奪，將最終裁決權歸於皇權，以實現“經律無失其指”。
徐元慶的一生，雖以復仇伏法落幕，卻為撬中國古代禮法思想演進的關鍵支點。他並非主挑戰秩序的叛逆者，而是封建時代司法不公的害者，其復仇之舉既是個人孝行的極致現，也是底層民眾尋求正義的無奈選擇。而圍繞此案的百年論爭，從陳子昂的禮法折中，到柳宗元的禮法合一，再到韓愈的程式規範，本質上是封建統治者、士大夫階層對“與法”“禮與治”關係的持續探索。
此案的價值遠超個命運本：它揭示了封建時代禮法衝突的必然，推了後世司法實踐中對“原定罪”原則的重視，即在依法斷案的同時兼顧社會倫理與民眾。徐元慶的名字之所以能越千年被銘記，不僅因其孝勇之舉，更在於他的事蹟為後世反思法治與德治關係的永恆範本，見證著中國古代政治文明對公平正義的不斷追求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