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管仲那‘專權’的病，朕絕不能忍——他竟敢‘自行任免員’，齊桓公還不管，這簡直是‘國中之國’！朕廢除丞相，設‘閣’，讓閣大臣只能‘票擬’，不能拍板，所有權力都歸朕，就是怕再出一個‘管仲’，架空皇權。還有他早年‘經商多分利潤’，雖說是為了養母，但也算是‘私念’——朕最恨員貪財，不管你有什麼理由，貪一文錢都得剝皮實草！管仲若生在朕的時代，敢多分利潤，早被朕貶去雲南充軍了！”
明祖朱棣（明朝）：“其霸可學，其臣權當控”
靠“靖難之役”奪權、既需“建功立業”又防“臣權過大”的朱棣，看管仲，會帶著“效仿霸業”與“強化皇權”的雙重目的，他對解縉說：
“管仲輔齊桓‘九合諸侯’，孤要輔大明‘四徵蠻夷’——派鄭和下西洋，讓南洋諸國稱臣；親征蒙古，掃漠北殘敵，這都是學管仲‘攘夷’的霸氣！他‘鹽鐵營’充實國庫，孤設‘東廠’監督員、嚴控江南財賦，也是為了‘有錢辦事’。可齊桓‘放權給管仲’，孤絕不能學：方孝孺、齊泰那樣的‘忠臣’，只因反對孤，就敢殉建文帝；若再出個‘管仲’手握大權，孤的江山早不穩了！管仲‘三選制’選，孤用‘閣’，讓解縉你等‘票擬’（提建議），但最終拍板的還得是孤——臣只能‘獻策’，不能‘決策’，這才是君臣之道！”
清聖祖康熙：“經世致用是真本事，君臣相得需長久”
康熙親政後，既要平定三藩、收復臺灣，又要理滿漢矛盾，跟李地討論管仲時，帶著帝王的沉穩，語氣中肯：
“管仲的‘經世致用’，比那些只會讀死書的儒生強多了——他搞‘鹽鐵營’充實國庫，搞‘兵民合一’強化軍隊，都是為了解決齊國的實際問題，不是空談‘仁義’。朕親政後，平定三藩需要錢，就學管仲‘管控鹽利’，讓兩淮鹽商按銷量繳稅，既沒加重百姓負擔，又湊夠了軍餉；治理黃河需要人，就從民間選‘有經驗的河工’，不看他們的出，只看能不能治水，這都是學管仲‘務實為先’。
他跟齊桓公的‘君臣相得’，雖好卻不夠長久——齊桓公晚年昏庸，忘了管仲的告誡，最後落得死的下場。朕跟索尼、索額圖、明珠這些大臣，雖有信任，但也得時刻提醒自己‘不能偏聽偏信’。比如明珠貪財，朕知道後雖沒殺他，卻罷了他的；李地忠誠，朕就讓他管科舉、修《朱子全書》，既用其長，又防其短。管仲若能在齊桓公晚年，多找些‘忠直之臣’輔佐，齊國霸業也不會那麼快衰落——朕得學這個教訓，不僅要選賢才，還要讓賢才之間互相牽制，才能保江山長久。”
清高宗乾隆（清朝）：“其才可用，其格局太淺”
於康乾盛世末期、自視“天朝上國”的乾隆，看管仲會帶著“俯視”的姿態，對和珅、紀曉嵐說：
“管仲輔齊桓僅霸諸侯，朕治下的大清，疆域遠超齊國，藩屬國遍佈周邊，這盛世規模豈是齊國能比？他‘鹽鐵營’‘重商助國’，朕管控江南鹽商、壟斷廣州十三行外貿，賺的錢財比齊國多百倍！只是他‘放權給臣’的做法太愚蠢——朕的臣子，哪怕是紀曉嵐這樣的文臣、和珅這樣的能臣，也只能聽朕調遣，絕不能有‘自主之權’。至於‘尊王攘夷’，如今大清就是‘天朝上國’，無需借天子之名，四夷自然臣服！”
戰國
商鞅（法家代表，秦國變法主持者）：“其近法，然魄力不足”
商鞅在秦國推行變法，與門客談及管仲，語氣中帶著“認可卻又不甘居後”的態度：
“管仲‘相地而衰徵’按土地收稅，‘叄其國伍其鄙’定行政編制，這便是‘法’的雛形——他知‘無規矩則國’，卻不敢徹底打破舊制：井田制雖破，卻未廢貴族世襲；鹽鐵營雖行，卻仍容商人分利。反觀我在秦國：廢井田、開阡陌，讓百姓憑軍功獲爵位，連宗室無軍功者都不得籍，這才是‘破而後立’的真變法！他‘以甲兵贖罪’是‘用刑’，我在秦行‘連坐法’‘重刑懲惡’，才是‘令行止’的治國之道。齊桓靠管仲稱霸，卻因‘放權過甚’讓霸業隨人而亡；我在秦，不僅定法，更讓法‘傳於後世，不隨君亡’——管仲是‘霸之宗’，我要做‘治法之祖’！”
他認可管仲“以制度治國”的核心，卻鄙視其“妥協於舊勢力”的保守，認為自己的變法才是“管仲未竟的極致”。
西漢
司馬遷（史學家，《史記》作者）：“其才可嘆，其遇更可羨”
司馬遷在撰寫《管晏列傳》時，對弟子嘆，字裡行間滿是對“君臣相知”的嚮往：
“世人讀管仲，多贊其‘九合諸侯，不以兵車’，卻有人懂他的‘幸運’——若鮑叔牙不‘以下之’，他早死在魯國的囚車中；若齊桓公不‘棄鉤之仇’，他縱有經天緯地之才，也只能老於民間。我寫他‘倉廩實而知禮節，食足而知榮辱’，不是誇他懂治國，是嘆他懂‘人’——他知道百姓先吃飽穿暖，才會講禮儀，這比那些‘空談仁義’的儒者實在多了！他設‘閭’招商，有人罵他‘低俗’，可我在《貨列傳》裡寫‘天下熙熙，皆為利來’，管仲不過是順了‘人逐利’的本，讓齊國靠商業富甲天下。只是他臨終諫言‘易牙不可用’，齊桓卻不聽，這才是最可惜的——再賢的臣，遇不到始終清醒的君，霸業也只是曇花一現！”
他既贊管仲的“務實之才”，更羨慕其“鮑叔舉賢、桓公任賢”的際遇，甚至在字裡行間藏著對自己“遇漢武帝而遭宮刑”的憾。
東漢
諸葛亮（蜀漢丞相，政治家）：“其策可鑑，其志當學”
諸葛亮在《出師表》中暗引管仲典故，與姜維論及治國時，詳細分析：
“管仲輔齊桓，先定‘尊王攘夷’之策，再行‘鹽鐵營’‘兵民合一’之，這是‘先立目標，再尋方法’，我在蜀漢也是如此：先定‘興復漢室，還於舊都’之志，再行‘務農穀，閉關息民’之策，本質都是‘先穩，再圖外’。他‘三選制’選賢，不問出，我在蜀舉薦蔣琬、費禕，哪怕他們曾是小吏，只要有‘安邦之才’便委以重任——這都是‘不拘一格用人才’的道理。只是管仲時的齊國，‘國富兵強’無憂，我輔的蜀漢，‘益州疲弊’又有南中叛，只能‘親理細事，汗流終日’，若能有管仲那樣‘君信臣、臣放手’的環境，北伐何至於屢屢挫？齊桓能‘郊迎管仲’，先帝能‘三顧茅廬’，可後主……唉，我只能‘鞠躬盡瘁，死而後已’，不負先帝，也不負管仲那樣的賢臣之志！”
他視管仲為“治國標杆”，學其“戰略先行、選賢任能”，卻因蜀漢國與後主昏庸，滿是“知其不可為而為之”的無奈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