伊琳娜·沃伊庫夫人，那位在咖啡館與神父接頭的信使，這次見面的件，是一位剛從一家地方醫院“被退休”的老醫生。地點不在咖啡館，而是在多瑙河畔一個寒風凜冽的公園長椅上。老醫生裹著破舊的大，臉頰凹陷，眼神里充滿了職業的疲憊和一種更深沉的、無能為力的痛苦。
他沒有寒暄，直接切主題，聲音沙啞而急促，彷彿不說出來就會窒息。“他們不是在治病，伊琳娜士，他們是在…是在執行某種…系統化的滅絕。”他用的詞讓伊琳娜心中一。
“系統化醫院”，這個聽起來充滿現代和效率的詞彙，在老醫生的描述下，出了它猙獰的本相。所謂的“最佳化整合”，實質是對醫療系的系統閹割和摧毀。大量位於社群、鄉村的小型診所和專科醫院被強行關閉，其名曰“集中資源”。然而，資源非但沒有集中，反而在僚系的貪腐和無能中消散殆盡。
“藥品，”老醫生苦地搖頭，“盤尼西林、止痛藥、最基礎的麻醉劑…全都了特權階級的專。黑市上，一支盤尼西林的價格相當於一個工人幾個月的工資。而在醫院裡，我們只能給病人開一些澱片，或者用鹽水代替真正的藥劑。手因為沒有麻醉藥而無法進行，染因為沒有抗生素而眼睜睜看著病人走向死亡…這哪裡是醫院？這是等死的前廳！”
他描述著醫院的慘狀：病房擁不堪，衛生條件惡劣，床單帶著洗不掉的汙漬和跡。醫療裝置老舊破損，X機時好時壞，消毒裝置形同虛設。最可怕的是人才的流失和道德的淪喪。有門路、有技的醫生要麼想方設法出國，要麼被調往只為特權階層服務的“特殊醫院”。留在普通醫院的，要麼是無力反抗的，要麼就是學會了在絕中麻木，或者更糟——學會了利用微薄的權力進行尋租。
“他們甚至…他們甚至在扼殺未來。”老醫生的聲音帶上了哭腔，“婦產科室…因為缺乏必要的裝置和藥品，新生兒死亡率高得嚇人。產婦得不到應有的護理…很多原本可以避免的悲劇…而且，上面有不文的指示，對於那些被認為‘有傳缺陷’或者‘不符合健康標準’的嬰兒…”他沒有說下去，但那雙佈滿的眼睛裡充滿了恐懼和罪惡，彷彿他自己也曾被迫參與過某種篩選。
伊琳娜靜靜地聽著，手指在膝蓋上攥在一起，指甲陷進掌心。老醫生的每一句話，都像一把冰冷的鑿子，在心上雕刻著這個國家正在發生的、無聲的屠殺。這不再是政治迫，而是對生命最基本的尊嚴和權利的踐踏。醫療系的崩潰，意味著這個政權連它子民最基本的生存保障都已放棄。它正在從上，一點點地扼殺這個民族的生機。
將老醫生的控訴，每一個細節，每一種藥品的匱乏，每一個冰冷的政策指令，都牢牢刻在腦海裡。這些，必須傳遞出去。這不僅是報，這是來自深淵的求救，是一個瀕臨死亡的系統發出的最後悲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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