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浚在明州的措施與獲得的超常授權，固然是應對海上滲威脅的必需，卻也無形中在朝廷部、在四大戰區主帥之間，激起了微妙的波瀾與比較。
國難當頭，皇帝倚重邊帥，賦予“便宜行事”之權乃常態，但如張俊這般，以如此激烈的方式立誓，並獲得幾乎無限的事權與先斬後奏之權，仍屬罕見。這既彰顯了海防在皇帝心中驟然提升的地位，也對其他幾位擔負陸上抗蒙重任的統帥提出了一個無聲的詰問：張俊敢以頭顱擔保海疆，爾等又如何？
微妙的氣氛，自然逃不過深居宮闕、卻時刻掌握著各方向的皇帝趙構的眼睛。
他深知，大戰在即，最忌將帥不和、互相猜忌，或為爭權奪利而耗。
必須讓這幾位分別鎮守帝國四方要害的柱石之臣，明確各自的權責，消除可能的芥，形同心協力、互為犄角之勢。
於是，在沿海敵諜風波稍平，張俊的整頓初見效之際，趙構連下數道措辭嚴謹、恩威並施的詔書，分別發往襄、興元、揚州以及明州，旨在明確並鞏固吳玠、餘玠、劉錡、張俊這“四大將”的地位、權責與彼此關係，這便是後世史家所稱的“分鎮四邊，各專閫外”之策。
第一道詔書，發往襄，予京湖、四川宣置使吳玠。
詔書高度讚揚了吳玠“老謀國，威震華夷”的功勳與威，再次確認其總攬荊湖、四川兩大戰區軍政的全權，賦予其“凡戰守機宜、吏黜陟、錢糧排程，皆可專之，朝廷不為遙制”的巨大權力。
特別指出，襄、樊城乃天下腰膂，務必使其“固若金湯，為北虜不可逾越之天塹”。
詔書末尾筆鋒一轉，提及東南海防之事，言“海陸雖殊，保國則一”，勉勵吳玠“陸上築鐵壁，海上張俊已立軍令，朕二卿東西呼應，使虜水陸皆不能逞其志”。
這既是將張俊之舉告知吳玠，也是暗示陸上防務同樣重要，朝廷期許甚殷。
第二道詔書，發往興元，予四川制置使餘玠。
詔書著重褒獎餘玠經營蜀口、收復河套的奇功，肯定其“以險制騎，以步克騎”方略之正確，令其“全權措置川陝防務，專閫一方”，並對秦嶺防線、河套新地的城防、屯田、朔方軍編練等事給予指示和支援。
詔書中特別提及“海疆風波”，言“北虜狡詐，多方窺伺，蜀口、河套，亦需嚴防細滲，效張俊之法，肅清患，嚴明綱紀”。
這既是對餘玠的提醒，也是對其在轄區行使類似張俊的肅清權給予了默許。
第三道詔書，發往揚州，予兩淮制置使劉錡。
劉錡是抗金老將，資歷威與吳玠相侔，此時鎮守兩淮，直面蒙古可能的主攻方向。
詔書回顧了其順昌大捷等赫赫戰功，稱其“國之干城，淮上長城”，賦予其統領兩淮諸路軍馬、防黃河以南的全權。
詔書強調了兩淮水網縱橫、城池林立的特點，要求劉錡“深高壘，憑城固守，以舟師輔之，務使虜騎不得涉淮而南”。
同樣，詔書也提到了“近日海疆之警”，言“虜之謀我，無孔不，淮東海疆，亦需與水師聯絡，水陸聯防，勿使彼此分割”。
第四道詔書，發往明州，予沿海制置使張俊。
這道詔書在重申其海防全權、肯定其近期舉措的同時，措辭更為嚴厲，也更為推心置腹。
詔書直言：“卿以白頭立軍令，朕豈不知卿之忠赤？然萬里海疆，非一夫之勇可守。
需與吳玠之荊襄、餘玠之川陝、劉錡之兩淮，聲氣相通，緩急相濟。
若虜以舟師擾我沿海，則陸上之師可襲其後；若虜以重兵攻我陸上，則卿之水師可斷其糧道、擾其側翼。
四方一，方為完璧。
卿其深朕意，戒慎恐懼，既已立誓，便當以百倍之心，此不世之功，勿負朕！”
四道詔書，如同一張心編織的大網，將帝國四面邊境的防務，清晰地劃分給四位資歷、能力、格各異，但皆可獨當一面的統帥手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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