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端起酒杯攜皓月清風滿飲，對蘇轍笑言：“佛雲三千世界，芥子須彌，歷史車轍轉向，或許後世之人也在某重世界，饒有興致地旁觀你我呢？”
【另一種筆法則是曲筆，屈從於政治權威來寫，既虛又惡，很多謀論都以史家曲筆為出發點，認為史曲意逢迎上寫，文獻就是一堆廢紙。
但我國傳統史學，從來都是在直書與曲筆之間尋找微妙的平衡。
禽魚之結，冰炭之同，曲筆和直書看似完全不和諧，君主有聖人之權，筆者有君子之道。政治理想和現實雜，誰都和自己的命沒仇，但執史筆又有天然使命要擔著，“法先王”還是金箔就了必須要做出的選擇。
而對皇帝來說，或者，對於大部分皇帝來說，這支筆也不能完全忽視。
封建社會通用的那套以史為鑑的史學觀念胎於儒家，皇帝和儒家纏纏綿綿幾千年，對其需要又厭惡。君主利用它得到神授予的君權，某種程度上又被它制約，落到現實就是天子與臣子，乃至天子與史。
道理也簡單，如果為史之人不能真正做到直筆，在記錄時有所瞞或修飾，那做皇帝的又該怎麼確定他們對執政者沒有個人的好惡呢？討厭頂頭上司是傳統德，叮囑了看不了也沒招。
再者，既然史書象徵著傳統的倫理道德和君臣秩序，在書寫前人時，皇帝難免也會為自己考慮——現在為尊者諱將一些東西去了，萬一有臣賊子上位，再要求刪改，那我怎麼辦？不如讓他們直寫得了。
史和皇帝的心態都很矛盾，導致有時候主張“必須直詞”，有時候又有“宜多惡”，端看史家是願意拋頭顱灑熱捍衛真實還是捍衛現實。也有結合起來的，春秋筆法一字寓褒貶，沒有很直白，但也不將其去。】
“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而臣賊子懼。”李斯讀出天幕上的字跡，觀察旁君王的神態。
誅臣、討賊子確實好，但這種不直言褒貶，藏態度於文辭的筆法卻是嬴政尤為厭惡的。始皇帝沈思片刻，對其不置評價，思考到另一件事：“盤點繼承人時，天幕似乎曾說大秦史料不？”
眾人將目都投向扶蘇，又回憶起後人因文獻不足而加在他上的無窮想象。從崇尚儒家為人怯懦到楚國生母，關於長公子生平和世的論調基本由後世推測而來，當不得真。
首席害人正苦惱：“大秦至後世相隔年月太久，可也沒到史書皆散失的程度。”
蒙毅卻記得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，想必在這些人逐鹿時毀棄，加之竹簡易腐朽，才會如此。”
嬴政用新制的紙輕敲手心。
史館，備份，殺青儲存；紙張，帛，載變更；史，還有民間……他頓了頓，民間本不可藏史，但有天幕在，大秦施行的法令大多要重寫，民智也漸開，識字之人都多出太多，又何談私藏。
他笑著搖頭，來自後人的歷史，就這般將今人的歷史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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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，永樂帝盡了來自後世洗腦包的衝擊 ，反正天幕該說的不該說的都說完了，普天之下誰人不知他是個領八百人起兵造就盛世的天子，索放棄原本要推出的那套理論，讓修太//祖實錄和寫奉天靖難的那批人公正直書。
總之，不要再給江南文人和後世閒人自由發揮的空間了。
但太//祖託夢誇他什麼的還是可以記一筆。
【不過，在絕大多數況下，史還是更願意一他們堅貞的筆頭，依照真實況秉筆直書的。畢竟我們剛剛就說過，歷代封建王朝遵循的習慣，是易代修史。
時間線靠前的王朝，君主的權力還沒到巔峰，臣子尚且能為史書的清白抗爭；天子的位置穩固得不能更穩固、類人群星閃耀也無法將它們拉下馬的時候，民間的私人修史和筆記又從側面默默支撐著方的史筆。
文字就是這樣，無論公文、詩文、戲文、碑文，方的刻石之文還是個人的文字遊戲，都是歷史留存的碎片。今日便在這些“文”中再窺當時的“史”吧，先從史料充足的明說起。
歷史發展到明代，中央集權強化，經濟和文化發展起來，相對應的是其他層面的僵化。皇帝龍椅穩當這樣反而是統治者即將衰落的證據，說明這夥人為了集權已經走向極端化了，後來真如所猜，一代更比一代弱。
但在史書之外，我們終究還可以從大明再撿拾些什麼——】
天幕幽幽浮現出兩個名字。一為《牡丹亭》，一為《陶庵夢憶》。
【人的甦醒，明的滅亡。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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