避嫌
大年初二的機場，年味還沒散盡，紅燈籠在玻璃幕牆外晃一片模糊的暈。空氣裡殘留著鞭炮的硝煙味，混雜著消毒水和行李箱子滾過的嘈雜聲。大頭戴著頂黑鴨舌帽，帽簷得很低，幾乎遮住眼睛。他靠在VIP候機室最角落的沙發上，手指無意識地敲著扶手，一下，兩下，像是心裡有架停不下來的節拍。
“隊裡強調一下紀律。”領隊清了清嗓子，目掃過一圈，最後在頭哥和對面的莎莎上短暫停留，“公眾場合，注意影響。尤其是混雙搭檔之間，該避的嫌要避，不必要的流盡量減。 都明白吧？”
“明白。”稀稀拉拉的回答。
大頭沒應聲。敲著扶手的指節停了一下，然後更重地落下去，發出沉悶的一聲“咚”。聲音不大，但在突然安靜下來的候機室裡，清晰得刺耳。
領隊看了他一眼，沒再說什麼。
避嫌。這兩個字像兩枚生鏽的釘子，釘進他耳裡。從去年年底開始，這詞出現的頻率就越來越高。起初是暗示，後來是提醒，現在了明晃晃的“代”。就因為他和嘟嘟混雙所向披靡，場外的熱度炒得比新加坡的夏天還燙，那些顯微鏡般的鏡頭和無窮無盡的解讀，終於讓上面覺得“不穩妥”了。
憑什麼？
他胃裡像堵了團浸了冰水的棉花，又沉又冷。他們打贏了那麼多比賽，為隊裡拼回那麼多榮譽，現在倒像做錯了什麼，得隔著條楚河漢界，連話都不能說了？
登機廣播響了。大頭抓起揹包，第一個站起來往外走。通道里，莎莎就在他前面幾步遠的地方，正側頭和旁邊的隊員低聲說著什麼，角彎了一下，那笑容很淺，轉瞬即逝。
他想快走幾步，像以前一樣，很自然地用拍套輕輕一下的揹包，說聲“走了，跟上”。或者什麼都不說，就並排走著，也從不會回頭看，但腳步會默契地調整到和他同頻。
但現在他不能。他必須慢下來，讓中間進去兩個人，三個也行。他必須看著的背影，而不是旁邊。
機艙裡，位置是按隊裡意思分開安排的。一個在前排靠窗，一個在後排過道。隔著好幾排座位，連後腦勺都看不見。
空乘送來毯和耳機。大頭戴上眼罩，抱著手臂靠在椅背上。黑暗中，聽覺變得異常敏銳。他聽見後面有孩輕輕的笑聲，不是的。聽見隔座隊友低聲音討論比賽對手的技特點。還聽見，斜前方大概西排左右，有個悉的聲音很禮貌地說：“謝謝，不用果，溫水就好。”
是的聲音。平靜，溫和，聽不出任何緒。
他忽然想起上一次一起去新加坡，也是年初。那時還沒這麼多破規定。他們在飛機上共用一副耳機，看一部無聊的喜劇片，笑點低，看到爛俗橋段也會把臉埋進外套裡悶笑，肩膀一抖一抖。他嘲笑，就隔著過道踹他椅子。下機時，因得迷迷糊糊，差點把拍包落在座位上，是他拎起來追上，順手了睡翹的頭髮。
“大頭，你煩不煩！”瞪著眼，卻沒真生氣。
那些記憶像過眼罩隙鑽進來的，刺得他眼眶發。才一年。一年時間，足夠把一切都擰另一個樣子。
十小時的航程，他幾乎沒睡。每次起去洗手間，都下意識朝的方向瞥一眼。好像睡了，頭歪向窗戶那邊，上蓋著隊服外套。有一次，在看椅背上的小螢幕，影在臉上明明滅滅。還有一次，和鄰座換了個靠窗的座位，就為了拍窗外的雲海。他知道有這個習慣，拍天空，拍雲，拍奇怪的機翼角度。
每次目掠過，他都像被燙到一樣立刻收回。然後心裡的火就燒得更旺一層——他媽的，這到底算什麼？ 他們是什麼需要被關進隔離箱的危險品嗎？
抵達樟宜機場，熱浪混著南洋特有的溼潤植氣息撲面而來。接機大廳裡有早早守候的球迷，舉著手機和燈牌，尖聲像水一樣湧過來。
“大頭！看這裡！”
“嘟嘟！辛苦了！”
大頭把帽簷又往下了，角繃一條首線。他快步走著，對周圍的呼喊充耳不聞。閃燈麻麻地亮起，他能覺到那些鏡頭在貪婪地捕捉什麼——捕捉他和之間的距離，捕捉他的表，捕捉任何可以被拿去大做文章的“細節”。
他知道自己現在臉一定很難看。黑臉就黑臉吧，他懶得管理什麼表。心裡那團憋了十個小時的火，己經快要把理智燒穿了。
取行李時，不知是巧合還是故意安排，他和的行李箱居然挨著從轉盤上出來。兩個黑的國家隊同款箱子，像一對沉默的孿生兄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