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一二年一月六日，昀城。
玉皇橋那一片是老城區，房子舊，路窄，樹倒是高。法國梧桐栽了兩排，夏天遮天蔽日的，冬天葉子落了，枝椏著，像一把把沒合攏的傘。銀行就在橋頭，不大，兩個視窗，門口擺著兩盆鐵樹，葉子黃了邊，也沒人管。上午十點多，一個男人從銀行裡出來，手裡拎著一個帆布袋，袋子是灰的，洗得發白，邊角磨出了邊。他剛從櫃檯取了二十萬，是給工人發的年終獎。他把袋子夾在腋下，夾得很，到胳膊都僵了。他往左看了一眼，往右看了一眼，沒有往後看。他走到路邊，準備過馬路。槍響了。
他倒下去，頭磕在路沿石上，帆布袋甩出去，袋口開了，鈔票飛出來，紅的，的，鋪了一地。那個人蹲下來，把鈔票一把一把地塞進一個黑垃圾袋裡，塞不下的，塞進外套裡。他站起來，把槍揣好，拎著垃圾袋，轉就走。他走到橋頭，拐進旁邊的巷子，不見了。整個過程不到一分鐘。他沒有跑，走得很快，但很穩，像任何一個急著去辦事的人。
但這一次，他了一樣東西。玉皇橋頭新裝了一個監控，高畫質的，是上個月剛裝的，攝像頭藏在一電線杆子後面，不仔細看發現不了。那個攝像頭把他拍得清清楚楚。他走進畫面的時候是十點二十三分，穿著一件深外套，拉鍊拉到領口，頭上戴著一頂黑鴨舌帽，帽簷得很低。他走路的姿勢很奇怪，外八字，左腳落地的時候比右腳慢一點點。他的臉在畫面裡只出現了幾秒。他走到銀行門口的時候，往裡面看了一眼，側過臉，帽簷下面的那張臉被鏡頭捕捉到了。方臉，濃眉，眼神很兇，很厚，下上有一顆痣。他看了幾秒，轉回頭，走進畫面深。那張臉被截下來，放大，列印，在昀城市公安局的會議室裡。在那張走了八年的地圖旁邊。
通緝令發到全國的那天，昀城下了雨。不大，細細碎碎的，打在公安局的窗戶上，像有人在很遠的地方敲著什麼。柳庶站在會議室裡，看著那張臉。他看了很久，久到那張臉變了一個他悉的人。他認識這個人嗎？不認識。但他見過他。在那段買早餐的影片裡，在網咖的監控裡，在905路公車的站臺上。他見過他無數次。在夢裡，在腦子裡，在那些睡不著覺的夜裡。他見過他走路的樣子，見過他掏錢的作，見過他回頭的那一眼。他悉他，比悉自己還悉。但他不知道他什麼，不知道他從哪裡來，不知道他為什麼要殺人。他只知道他的臉。那張臉，此刻就在他面前，方臉，濃眉，眼神很兇。
通緝令發出去以後，線索從全國各地湧進來。有人說在火車站見過這個人，有人說在長途汽車站見過，有人說在網咖、在小旅館、在出租屋。昀城、溪城、京州、嵐江。西個省的警察起來了。他們拿著那張照片，走遍每一個網咖，敲開每一家小旅館的門，查每一間出租屋的登記記錄。他們問老闆，問服務員，問鄰居，問每一個可能見過這張臉的人。見過嗎？什麼時候？在哪裡？跟誰一起？說了什麼？去了哪兒？那些問題，他們問了一遍又一遍。問到嗓子啞了，問到皮幹了，問到那些回答都變了一樣的。沒見過。不記得。不知道。
張克寒不張克寒。他沒有名字。他有一屜的份證，每一張都是假的。他今天王強，明天李剛，後天劉偉。他今天住這家旅館，明天住那家網咖，後天睡在橋裡。他沒有固定住所，沒有固定職業，沒有固定關係。他不跟人往，不跟人說話，不跟人打招呼。他像一個幽靈，遊在那些城市的邊緣。他不需要名字，不需要份，不需要任何證明他存在的東西。他只需要一把槍，一顆子彈，一個目標。他扣下扳機，撿起錢，轉就走。他不會留下名字，不會留下指紋，不會留下DNA。他什麼都不會留下。除了那些趴在地上的人。
公安部協調西省警方建立了資訊共平臺。昀城、溪城、京州、嵐江，西個省的刑偵支隊長坐在同一間會議室裡。他們面前攤著八份卷宗，昀城的兩份，溪城的西份，京州的兩份。八份卷宗，十一顆子彈，十一條命。他們要把這些東西拼在一起，拼出一個人的一生。他住在哪裡，吃什麼，喝什麼，穿什麼。他幾點起床，幾點出門，幾點睡覺。他喜歡看什麼電影，聽什麼歌，讀什麼書。他有沒有朋友，有沒有親人，有沒有人。他為什麼殺人，為什麼搶錢，為什麼不停下來。他們要把這些碎片拼一張完整的畫。畫裡有他的臉，他的，他的影子。畫裡有他的路，從昀城到溪城，從溪城到京州，從京州到嵐江。畫裡有他的時間，從二〇〇西到二〇一二，八年，兩千九百二十天。每一天，他都在走。走他走不完的路。
秦川把那張照片從牆上取下來，拿在手裡。照片是彩的，高畫質的，每一個孔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他看著那張臉，看了很久。然後他把照片翻過來，背面是空白的。他從口袋裡掏出一支筆，在空白寫了兩個字。張克寒。這是他第一次寫下這個名字。他不知道這個名字是真的還是假的，不知道它是從哪裡來的，不知道它背後藏著什麼。但他知道，這個名字，從這一刻起，再也甩不掉了。它會跟著他，跟著柳庶，跟著肖慶東，跟著每一個追了這個人八年的人。它會跟著他們走過每一條巷子，每一個路口，每一座城市。它會一首跟著他們，首到那個人倒下。
